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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低产后忧郁风险,丹麦、德国、日本产后照顾公共化 接住育儿家庭

2022-07-28

      我国台湾省产妇的产后忧郁盛行率高于其他国家,尽管卫福部有针对弱势家庭的孕产妇给予关怀服务,但是3年来的服务个案少,一般产妇也不在照护范围内。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好产前、产后照顾,用国家的力量照顾育儿家庭?
 
    去年11月,一名35岁王姓妇女,因罹患产后忧郁症,以毛毯、塑胶袋闷死年仅2月大儿子后,自杀未果,她在自首后写下自白书:「宝宝走了...是我害的,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,...虽然长辈说是为我好,却不知道这已经造成我的压力了,连母乳都没有了...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,我对不起他。如果可以的话,我想重新来过,可惜说什么都太晚了。」
 
    在此之前,另一名吴姓妇人因丈夫在外工作、仅周末返家,独自撑起长子及早产次子照顾工作,罹患产后忧郁症的她,因感冒多日,忍不住殴打哭闹的次子致死。她在法庭上说,每天都很负面、压力很大,直到现在接受治疗吃药,精神、身体才慢慢恢复。吴妇丈夫也替妻子求情,长子很黏妈妈,次子的生活与复健都是妻子一手处理,这些他都不敢做,妻子是很认真的妈妈。
降低产后忧郁风险,丹麦、德国、日本产后照顾公共化 接住育儿家庭
 
 
台湾产后忧郁症盛行率高 缺乏公共化照护
     类似的新闻案件总是一再发生,让孕产妇心理健康与需求议题浮上台面,可惜讨论火花稍纵即逝,直到下一次悲剧发生。台湾女性发生产后忧郁症机率约为10%~26.8%,在国际间属于高盛行率的国家,进入孕产期的女性,除了要面对身体和生活的变化,还要承受伴随而来的母职调适与社会期待。
 
     女性在怀孕和产后的心理健康会影响到新生儿的照护和健康,所以产后忧郁时常与儿虐问题被绑在一起讨论。国民健康署于2017年起以「高风险孕产妇健康管理试办计画」,提供高风险及弱势族群(如未成年、受家暴、偏乡等等)女性孕期至产后6周的个案管理关怀追踪及转介等服务。
 
     但这个政策只针对特殊个案,2017年至2020年5月,仅5,766位孕产妇接受服务。无法进入这个共同照护网络的一般产妇,在台湾坐月子的传统下,有些由长辈照顾,或请月嫂到府服务,但近年产后护理机构(坐月子中心)最为盛行。
 
     为了接住产后忧郁的产妇,心理师谢明慧建议,产后护理之家和月子中心都可以增加相关教育训练,也可以与治疗所合作,当产妇有低潮倾向时,及早转给心理师,对产妇来说,不用去医疗院所求诊精神科,求助门槛也会降低。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做好产前、产后照顾,用国家的力量照顾育儿家庭?
 
丹麦:公卫护士家访、家长支持团体共同育儿
     2019在丹麦怀孕生子的 Tina,因为夫妻俩人旅居国外,对于第一次当爸妈十分紧张。提及丹麦的产后照护,Tina 直言,让她获益最多的,是产后72小时来访的公卫护士(sundhedsplejerske)。
 
     公卫护士会在一年内到产家访视六次,宝宝刚出生的第一周来一次,接下来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四个月、六个月、十个月,她会检查宝宝身高体重、喂奶频率与大小便,提醒Tina夫妻随着宝宝成长,可以增加不一样的亲子互动等等,每次几乎待上一个小时左右,「这是我觉得丹麦生产医疗最棒的一环,护士对我们家有一定的了解,她会观察整个家的状况,伴侣是否有支持育儿,她还问我有没有独处休息、出门散步的时间,当宝宝开始吃副食品时,她也会和我讨怎么准备与喂食,我们建立起彼此信赖的关系。」
 
     同样在丹麦怀孕生产的 Angie,产前参加了两次医院给准爸妈的课程,一次是关于生产的说明与生产时缓解疼痛的选择;另一次是关于哺乳和照顾新生儿技巧。
 
     产后,她还参加了由公卫护士组织的「妈妈团」(Mødregruppe,英文是mother’s group),在公卫护士的安排下,社区内孕期相近的女性会结成群组(婴儿6-8周大时,聚集约6位同时分娩的母亲),在定期聚会时交流宝宝睡眠、饮食、健康等问题,或是到彼此家里聚会、一起去公园散步、带着婴儿去游泳。
 
     妈妈团之外,丹麦同样也设有「爸爸团」,让请育婴假的爸爸可以彼此相约育儿,市公所甚至提供爸爸育儿专用的室内场地,安排演讲和讲座,让爸爸有机会结识其他父亲,整体社会文化非常友善父母育儿。
 
德国:妇产科照顾伤口也照顾产妇身心
     今年一月刚在德国成为新手妈妈的思昀,意外提早剖腹产,产后住院六天,进入不断抽血、打抗生素、吃药、挤奶的循环中,非常有产后低潮的可能,但德国妇产科非常重视产妇身心状况,当思昀​知道宝宝有六根手指头时,她在病房看着窗外流泪,想着是不是自己不够小心,才让宝宝有这样的状况,刚好医生前来问诊,发现她在流泪,马上拉着椅子坐下,耐心倾听她的担忧。医生这种以产妇为主、用理所当然的态度马上采取照顾行为,接住了她的情绪,忧郁也一扫而空。
 
     在住院期间,有医生问诊每天关切,也有社工关心心情、助产士检查伤口、擦澡、清恶露。甚至在出院后,医护人员也安排她练习接手帮宝宝换尿布、更衣、拍嗝、亲喂和使用乳盾等育儿技巧。
 
     虽然医生和助产士鼓励亲喂,但产妇会拿到一张可到药局租用电动挤乳器的处方签,大大减轻经济负担,也让产妇在哺乳方式的选择多了支持和弹性。
 
     和很多新手妈妈一样,出院后思昀哺乳并不顺利,不过政府在产前就安排好的助产士 Mona 很快到家里,协助规划亲喂的节奏和技巧,也示范帮宝宝洗澡、带宝宝出门、安抚宝宝,「她总是认真倾听和肯定我的努力,告诉我,You are doing well, Szu-Yun。」这样的助产士访视共有约12次,刚开始是每天来,之后变成一周、两周、一个月,直到宝宝满三个月才退场,新手父母才终于「毕业」。
 
     当初怀孕时,思昀很紧张问医生大概准备多少钱,医生满脸疑惑得说:「听不懂这个问题。」本来以为是语言沟通不良,实际上是德国人只要有公保,生产费用就会有保险公司支付,就连产前提供给准爸妈的分娩与婴儿护理课程,妈妈部分也是由保险支付。思昀忘不了医生困惑的表情,「难怪这里生育率那么高了。」
 
降低产后忧郁风险,丹麦、德国、日本产后照顾公共化 接住育儿家庭
 
日本:公共化的产后照护机构,减轻经济负担
     邻近的日本,产后照护的文化和台湾类似,但是在「做月子」这件事上却是透过公共化的服务,来减轻经济负担。
 
     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性别文化学文化中心助教曾璟蕙,忘不了自己生产后只休息了3个小时,就自己走去喂奶,在住院的5天内,有助产师传授各种育儿技巧与经验,「生产不是生病,产妇怎么能躺着,虽然日本推动母婴同室政策没有那么明确,产妇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推回婴儿室,但我观察,很少看到婴儿室里有宝宝。」
 
     表示,日本妈妈出院后,大多是在婆婆或妈妈协助下,合力照顾婴儿,如果没有后援,也能以每晚3,750日圆(约台币874元)延长住院时间(最长1周),或是申请1个小时500日圆(约台币116元)的家务育儿帮手(上限20小时)在家育儿。
 
     在此之后,多数妈妈就要开始独力照顾孩子,虽然这个现象导致日本妈妈产后忧郁比例高,但也间接让日本社会对产后忧郁知觉性也高,一般男性都知道女性产后到半年情绪特别低潮敏感,感觉忧郁的妈妈也会主动咨询,或是每天到社区公民馆、亲子馆、公园,互相交流经验,让自己有个纾压、吐苦水的管道。
 
     为了处理产后忧郁与防止儿童虐待问题,日本产后照顾设施以公营为主,是各县市没有统一作法,依照预算发展措施,找助产院或医疗诊所合作。
 
     以奈良的产后照顾中心为例,服务对象为区域民众,限定产后一年内、没有育儿资源、妈妈身心状况不佳或是自认无法育儿的女性。产后照顾中心会协助女性调理身体与哺乳咨询、育儿指导,一天含三餐6千日圆(约298.92人民币),如选择通勤不住宿,则为3千日圆(约149.46人民币),不过无论哪一种都只能使用七天。

     至于私人的产后照顾中心,则是用来当紧急备案。日本妈妈大多是在伴侣外地出差、帮忙育儿的长辈有事时,才会临时住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,属于紧急育儿备案,而非让产妇休养之用。
 
以全面性孕产照护设计,减少产后忧郁风险
     日本人很羡慕台湾产后护理机构的服务,但一晚动辄5千元以上的房价,还要住上好几周,从怀孕到产后要花几10万元,甚至更多,高昂的费用让人却步。
 
     她分析台日差异,台湾妈妈看似比日本妈妈幸福,有选择如何坐月子的自由,不用生产完只能靠自己,但这些产后照顾是花大钱换来的,「台湾政府应该编预算提供公共化的产后照护机构,并可参考日本模式,让助产师、泌乳顾问等分娩与育儿专业人士提供妈妈好的照护,最重要的是,要将女性置于产后护理的中心,不分阶级,公共化产后服务应是国家福祉的重要环节之一。」
 
     呼应曾璟蕙的想法,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丽雯也建议,政府若要推动真正友善女性的生育政策,应提供全面性孕产照护设计,例如将能提供专业提供助产照护的助产师纳入产科医护团队,并在孕产期间提供产前关怀与产后访视,减少产后忧郁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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